稿费单里的青春（《青春》杂志稿费）

前几天收拾书橱，发现一个大信封鼓鼓囊囊的装满了东西，打开来看，是一大摞的稿费单。一直记得有这些稿费单，但记不得放在什么地方了，不成想现在找到了。

这些稿费单都是原件，完全是阴差阳错留下来的，因为一般而言，没有谁会为了收藏而放弃领款，何况我这些稿费单足有近百件，款项加起来至少有几千元，须知那时我一个月的工资也就几百元。

20多年前，我大学毕业后分配到济钢一个分厂的政工科工作，那个分厂叫中型轧钢厂，在济钢第二工业区（即二钢，位于济南市工业南路，二钢拆迁后保留老厂房，现已变身为济南CBD文化服务中心，在建），不在济钢总厂区域内（总厂在济南市工业北路）。我那时喜欢写点东西，而且见报率很高，也就经常收到稿费单。有些稿费单寄到了我手里，有些则寄到了总厂，总厂收发室就又重新填写我的地址，改寄到中型轧钢厂，我持总厂收发室给我的新取款单去邮局取款，于是这些原件就这样保存了下来。

那时的稿费很低，一篇稿子也就十几、二十几块钱，不过那时工资也低，二十多块也是一笔不小的收入了。稿费似乎也是按报纸的“级别”，《大众日报》的比《济南日报》的高，《人民日报》的比《大众日报》的高，记得我在《人民日报》发过一篇几百字的散文，稿费就有40元；全国性的报纸高于地方性的，字数差不多的，《工人日报》的30元，《山东工人报》就10元。记得收到最多的一张稿费单是《党建文汇》杂志汇来的，150元，几乎相当于我一个月的工资了。在这张稿费单的留言处写着这么一句话：本刊年度优秀稿，那篇“优秀稿”是我在这个杂志上发表的一首诗：《诗人毛泽东》。

那时各报社的稿费单虽然都是《中国人民邮政汇款通知》，但在细节上也有些差别，比如《大众日报》、《济南日报》、《齐鲁晚报》、《山东工人报》等的汇款单都是印好的，报社的名字和汇款人简短附言直接就印上了，《山东工人报》更是连钱数都印好了。每个报社的“汇款人简短附言”大同小异，基本上都是“你的作品发表在本报某年某月某日第几版上，汇上稿酬，请查收”，这样的附言有印好的也有手写的，有的手写的还写着“谢谢投稿”的字样，每次看到，心里都很温暖。其实作者在意的往往不是稿酬，而是那种自己的文字变成铅字的喜悦和承认。现在的稿酬单已变成电子汇兑，取款通知单的“附言”那一栏大都写着一个字：无，让人心里也空落落的。

那时我刚刚谈恋爱，往往一篇稿子见报了，就和未婚妻嚷嚷着“又要来钱喽，改善生活喽”，于是稿费还没来就已经预支了，等一个多月后真的来了稿费，早把预支的事忘没影了，又大快朵颐了一把。我记得那时一到星期六下午（彼时尚未实行双休）厂门口就来个卖烧鸡的，用自行车驮着个不锈钢的大桶，掀开盖香气扑鼻，我的稿费经常被换成里面的烧鸡，我和她就像电影里的匪兵甲匪兵乙那样一人一个鸡腿吃得满嘴流油，我到现在还记得那烧鸡的滋味，似乎以后再也没有吃到那样好吃的烧鸡了。

那时我的月工资好像才300多元，我拿出60元分别寄给两个上大学的妹妹每人30元，剩下的除了日常支出基本上都存起来，那些稿费，成为我重要的预算外资金和改善生活的主要资金来源。那个年代能在报上经常见稿且经常收到稿费的人是很受人尊敬的，全厂的人都说这个小伙子“有才着呢”，我也以烧鸡这样的“小恩小惠”笼络住了一个漂亮媳妇。那是一段美好的岁月，日子过得平淡而充实，我和妻都相信凭自己的智慧和双手能创造今后更加美好的生活。

后来，因为经常在报上见稿，集团党委宣传部相中了我。我记得是当时宣传部副部长兼济钢电视台的台长打电话约我去谈的话，试用一段时间后调令就到了分厂，我到济钢电视台成了一名新闻记者。甭小看济钢电视台，它可是原国家广电部批准设立的，而且还是中央电视台的实习基地，那些年每年都有新进入中央电视台的大学生先来这里实习半年。我就这样从电视记者干起，然后任新闻部主任，然后任集团宣传部广宣科科长，后来，我参加招考进了市直机关，仍然从事老本行——宣传工作。

我调到总厂以后，稿费单就直接到了我手上，就不存在须从总厂收发室转寄这一程序了，所以现存的稿费单基本上都是我在分厂工作那一时期的。这些稿费单距今已有十五六年，它们记载了我过去辛勤耕耘的汗水，也积淀了我人生的感受和感悟，而从另外一个意义上来讲，它们还是我国邮政和新闻发展变迁的一个缩影。

从2002年1月1日起，汇款单变成电子汇款，用户在市内任何一个联网邮局都取到款，在中国使用了104年的“邮政汇款单”从人们的生活中消失，改为“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取款通知书”，有些报纸也在一轮又一轮的新闻竞争中不复存在。因此，我保留下来的这些稿费单的原件已弥足珍贵，若干年后，它们或许会成为中国邮政史和新闻史发展变化的鲜活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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