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坛著名官场小说作家黄晓阳，官场是厚黑和阳光的斗争！（黄晓阳官场语录）
黄晓阳，1962年生，湖北大冶人，毕业于武汉大学中文系，知名作家、资深传媒人，现任华声传媒有限公司黄晓阳工作室CEO、华声读书总编辑。著有《二号首长1》、《二号首长2》、《爱情万岁》、《幕僚》、《香港廉政公署全传》、《阳谋高手》、《高参1》等书。
作家黄晓阳因新近出版的谍战小说《高参》，再次成为热点人物。
黄晓阳被誉为“当下中国文坛最著名的官场小说作家之一”。能够得到这一桂冠，缘于他的小说《二号首长》。2011年，一部《二号首长》让混迹文化圈多年却一直名不见经传的黄晓阳一夜而红，并以超过430万元的版税跻身2012年第七届中国作家富豪榜第13位。
黄晓阳的微博名是“二号首长黄晓阳”。于他而言，《二号首长》改变了他的人生，也成为他抹不掉的一个标签。
3月18日，武汉晚报记者通过电话采访了身在长沙的黄晓阳。那一天，长沙和武汉一样，春雷阵阵，春雨淅沥。
出名对我是个意外
“2011年，《二号首长》大火时，你49岁，可以说是大器晚成吧？”
“第一，我不是‘大器’；第二，我从不认为我现在已经成功。”黄晓阳很认真地予以纠正，随之是一阵爽朗的笑声。
“出名对我是个意外。”黄晓阳说，在《二号首长》之前，他也有很多不同形式的作品，但那个时候，想要出本书实在是太难了，拿着作品去找出版社，总是被拒绝，这个过程让他十分迷茫。“赶上网络文学兴起，我就拿一些以前的作品放到网站去试水，效果也很一般。是否写一部新的小说去试试呢？我把自己的新作《二号首长》送上了新浪读书。让我意外的是，这部书在新浪读书一炮而红，几乎创造了新浪读书的所有第一。”
《二号首长》在网上奇迹般的走红过程，黄晓阳记得很清楚：在没有任何推荐的情况下，第一天的点击量是5000，到第五天的时候，基本每天稳定在1万的点击量。“没找人推，就能有这么多点击量，我已经很满足了，甚至有点小得意。第五天网站决定开始推荐。第六天早上我起来一看，自己都吓一跳，点击量一下子就变成10万了，到下午的时候已经20多万。”
这部在网络连载点击超过1亿次、出版上市1个月就加印6次破10万发行量的官场小说，让黄晓阳几乎一夜之间就成为各大书店的畅销书作者，也帮助黄晓阳迅速实现了财务自由。
官场，是厚黑和阳光的斗争
《二号首长》讲述的是在报社做记者的中年男子唐小舟，因自恃才华而个性执拗，在单位受到总编辑打压，在家老婆红杏出墙，人生处于低谷。但一夜之间，他蒙召成了新任省委书记的贴身大秘，不光命运反转，而且参透了权力场的起起落落。
《二号首长》生动地描写了官场生存的诸多法则与智慧，包括与领导握手的先后顺序，如何收礼、送礼，进领导办公室要关门还是开门……据传，许多官场中人都在书中找到了自己的影子。《二号首长》迅速在官场、职场中流行开来，以至于没做任何宣传，就创下了130万册的销量。盗版市场更表现狂热，到今天，各种版本的《二号首长》仍层出不穷。甚至，一直没能付梓的《二号首长3》也早已在市场和网络间疯传，当然全部出自“李鬼”之手。
“我知道，大多数人对《二号首长》的细节赞叹不已，甚至将这本书奉为‘官场教科书’，但我不得不说，这只是看到了我这部书的初级阶段。”黄晓阳说，自己书中想要表达的最高级的部分，绝大多数读者没有品出来，那就是对政治和权力的基本态度。“长期以来，社会对政治最高境界的认识有所偏离，都认为是术，是手腕、手段、小招术，尔虞我诈、勾心斗角，最终发展到后来，政治就成了厚黑学。实际上，政治在很多时候可以很阳光。人们常说王者伐道，智者伐交，武者伐谋。其实，政治智慧的最高手段，是道。厚黑只是末流，主流是王道，是阳光。官场的斗争就是厚黑和阳光的斗争。”
《高参》写真正高级的情报战
“我的新书《高参》，从构思到完成，前后历时3年，这是我创作时间最长，耗费了最多心血的一部作品。以前热播的谍战片，大都讲述的是比较初级的情报战——想方设法获取情报，再千方百计把情报传递出去。但我想通过这本书告诉读者，真正高级的情报战是什么，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是建立一种情报互换体系。”
《高参》的故事背景发生在长沙会战时期的武汉，讲述汉口四少之一的中共地下党员徐智良，为了掌握高层情报，审时度势，周旋于日本特高课、汪伪特务处和国民党军统之间，一步步接近伪政府要员杨魁山，成为其高级参谋。
“徐智良的身份是一名高参，他获取情报的方式，就是帮助另外一个人升官，升成大官，成为其心腹，同时也就更容易获取更有价值的情报。这个过程，体现的就是官场；这个过程，比起枪林弹雨，战场无声更加惊心动魄。”
“美剧《纸牌屋》很火，我的《高参》不会比它差。”黄晓阳对此很有信心。他打了个比方，“比照《纸牌屋》，那《高参》就叫《麻将屋》。为什么这么说？日本特工、汪伪、国民党，还有共产党，四个方面的间谍活动交织在一起，不就像是在打一桌麻将嘛？每个人打一张牌之前，肯定会有自己的考虑，有时打出去是希望别人都要不到，是一张废牌，但有时候为了让牌局出现变化，会故意让别人去吃、去碰。并且，有一方的人搞出一点什么事儿，他就会看别人会有什么反应。这个过程，就很有斗智斗勇的味道。”
秘书是政策链条中的第一环
《二号首长》小说的走红，让“二号首长”也成了领导秘书的专用代名词。
随着反腐力度的不断加大，诸多高官秘书或前高官秘书落马的新闻一再爆出，从“河北第一秘”李真到“上海第一秘”秦裕，再到近来网络热议的冀文林等“秘书帮”的集体贪腐……“秘书腐败”现象引人关注。
“你一直对秘书、参谋、幕僚这一阶层非常感兴趣，新书《高参》写的也是个卧底参谋，你觉得这样的阶层在中国政治历史上扮演了怎么样的角色？”
“在中国，秘书、参谋一类，和旧中国的幕僚制度有千丝万缕的联系。特别是在今天大反腐的背景下，很多秘书出身的人出事了。很多人由此将其和过去的幕僚制度进行了链接，因此得出结论，这样的职位设计有问题。实际上，这是一个大误解。”
黄晓阳说，在西方政治体制中，也存在一个类似于中国幕僚的体制，他们称为智囊。西方政治中的智囊，包括了两个部分，一部分是在权力结构中设置的，比如一些参谋机构。另一部分，是社会机构，比如一些民意调查机构，高校的政策研究机构以及财团的情报分析机构。
“一个高级官员大到管理一个国家，中到管理一个省，而事实上，他们又不比别人多几个脑袋，靠一个脑袋来决策，绝对是不科学的。所以说，参谋团队或者西方所说的智囊团队的存在，是必要的。有关这一点，我相信行政结构内的人是看得很清楚明白的。不明白的只是普通民众。我之所以一再写与此有关的小说，就是想让普通民众也明白这个道理。至于作为领导干部助手的秘书，为何堕入腐败深渊？这对我们的干部监督和管理制度是不是到位，提出了严肃的拷问。”
有媒体说，黄晓阳不喜欢在公开场合讲过多的话。他的确也不轻易接受媒体的当面采访或电话采访，但武汉晚报记者在采访中发现，他其实是个很喜欢表达的人。他真诚、直率、朴实、随和，在采访中，他问记者：“这个时节，武大的樱花是不是已经开了？”在武汉大学作家班就读两年，漫步在灿若云霞的樱花大道上，是他最美好的回忆。
1985年，在《武汉晚报》发表处女作
“你把自己砸在地层/大雁却把你写在天山。”这首只有两句话的诗《人》，发表于1985年的《武汉晚报》周末版，作者就是黄晓阳，这是他公开发表的处女作。
那时的黄晓阳23岁，正在位于汉阳郭茨口的武汉市二桥学校当小学老师。“那次一共发表了5首小诗，这是第一首。”黄晓阳说，那时学校订有《武汉晚报》，他总到收发室去蹭报纸看，尤其喜欢看晚报的周末版，还尝试着投稿。因为痴迷于写诗，那天，他拿到周末版就直接翻到文学版，十分认真地去读上面的诗。“读了两句，我就觉得不对了——这诗怎么这熟悉？然后就反应过来了——这不是我写的嘛？这才去找上面的作者名，一看，‘黄晓阳’，我激动得心里怦怦直跳。”
可惜，这一巨大的喜悦不能与人分享，因为担心被领导评价为好高骛远、不务正业，黄晓阳只有捂在心里偷偷乐，他将自己的诗作仔细地从晚报上剪下来，贴在本子上珍藏。
“从那之后，直到1988年，我在晚报上发表了不少作品，有诗歌，有散文。”30年过去了，黄晓阳依然还记得那时的晚报副刊编辑的名字。他高兴地对记者说：“今天，你的采访，让我与武汉晚报这30年的缘分再次连上了。”
选择文学是个错误
1989年，一直怀揣着文学梦的黄晓阳，终于如愿以偿，考入武汉大学作家班。
“但是，现在再看，我选择文学是个错误。”黄晓阳说，他当年作家班的同学，目前仍在坚持文学创作的，好像只有他一个。“文学太苦了，做别的行当，不需要这么深厚的积累，成功相对容易些。”
1991年毕业后，黄晓阳先后在几家报刊杂志干过，后来，他去了广州，开始“南漂”。他当过记者，但每月只有800元工资让他无法维生。他不得不去市场找活路，专职替出版商写书。
“我给那位书商写了一年，他的经营突然转向，不搞出版了。我不得不寻求和其他出版商合作。结果比较悲剧，书商先是说尽好话，拿走我的书稿后，却又找出各种理由，不肯付我稿费。这是我南漂以来最惨的一年，全年收入不足两万元。而我已经在广州买房，每年的按揭款，就需要三万多。”
迫于生计，黄晓阳开始写明星传记。一台电脑，几本资料，一个星期就能攒出一本畅销书。从一开始写一本拿两万元稿费，到后来写一本能赚上十万元稿费。“不到两年时间，我写了很多明星传记，像《王菲画传》、《林青霞画传》、《风华绝代梅艳芳》、《张国荣传》、《刘德华画传》等等，其中《王菲画传》就印了一两百万册。有一年被媒体说成‘明星画传现象’，其中一半以上的明星传记是我写的。”
采访结束后，记者回家查看书柜里当年买的《林青霞画传》，发现作者果然是“黄晓阳”。
虽然写明星传记让黄晓阳开始生活无忧，但他越写越痛苦。写这种快餐食品毕竟不是长久之计，并且明星的经历，很难向青少年传递正能量。虽然还有几十本明星传记排队等着他写，书商甚至承诺说可以预付款，黄晓阳还是坚决地“金盆洗手”了。
我是个不自信的人
“实际上，我是个不很自信的人。”听黄晓阳说出这么一句话，记者颇为意外，他可是当今文坛炙手可热的畅销书作家。
“我学历不高，第一学历仅仅中师毕业。我没有拿过任何写作奖，甚至连小的、不知名的奖都没拿过。”1962年，黄晓阳出生于大冶黄金湖。“那是个非常偏远的贫穷农村，上小学我甚至交不起书本费，父亲一直借钱供我读书。和那些从小就饱读诗书、文学底蕴深厚的作家相比，我真是太寒酸了，我到现在都没读过几本名著。中国名著只读过《红楼梦》、《金瓶梅》；外国名著勉强把《约翰·克里斯多夫》读完了，《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没读几页，我就读不下去了。”
“我没有文学天赋，属于那种笨鸟先飞类型。”黄晓阳说自己的作品都是时间堆出来的，自从选择了文学之路，他几乎没有在晚上十二点之前睡觉过。
黄晓阳的生活十分简单，他每天步行上下班，从家里到办公室，步行需要40分钟，这是他唯一的锻炼。到办公室后，第一件事是泡茶，这杯茶将会让他保持一天的头脑清醒，然后开始创作，除了中午吃饭，其余时间都用来写作。
“我真的是没有其他路可走，只有硬着头皮把文学路走下去。”直到最后，黄晓阳仍在对记者强调这一点。
对话黄晓阳
“430万，这个数字还是保守了”
记者：你写官场小说有没有引起不必要的麻烦？有没有官员来找你施加压力？
黄晓阳：因为对号入座所引起的麻烦，肯定有。但这种麻烦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并且，我对于这样的情况并不讨厌，这说明我的很多推理、设想，还是有现实意义的。举个例子，之前山东有一个副省长落马，很多人就说这个人是唐小舟的原型，因为他的人生经历跟我书中主人公很像。我后来专门去查他的履历，发现真的有不少惊人的相似，这个连我也觉得惊讶。
记者：《二号首长》被不少人奉为“官场教科书”。
黄晓阳：呵呵，甚至还有亲戚朋友的孩子要考公务员，直接上门找我取经的。后来他们失望地发现，我都是纸上谈兵，没有任何实战经验（大笑）。
记者：《二号首长1》和《二号首长2》在销售火爆之际被停印。你觉得《二号首长3》会出版吗？
黄晓阳：一定会出。因为我写的是社会主旋律，特别是《二号首长3》，重点围绕党建展开，核心意图是呼吁更透明、更阳光的官场。
记者：据2012年作家富豪排行榜估计，因为《二号首长》，你的版税收入超过430万元，坊间有一种传闻，说最火的时候，你每天的版税收入相当于一辆奔驰，是这样吗。
黄晓阳：我得承认，《二号首长》给我带来了很多意外，其中包括经济收入。具体数目，我不便透露，但我可以说，430万，这个数字还是保守了。仅这部书所缴纳的个人所得税，就超过了此前我所有收入的总和。具体多少，你自己算吧（笑）。
记者：成名前后有何变化？
黄晓阳：成名前，写作；成名后，依然写作。但出书容易了。我那本曾创下畅销榜周冠军的长篇小说《爱情万岁》，并不是新书，早在2004年就完成了，但那时我没有名气，没人愿意出版，直到《二号首长》火了，2012年末才得以出版。
记者：在很多人眼中，你在文学上已经功成名就了，但你却一直在唱衰文学。会不会被人觉得矫情？
黄晓阳：我说的都是大实话。我在青少年时代完全没有文学积累，存在一个巨大的知识断层。年少时只是因为纯粹而朦胧的文学之梦，便开始了文字遨游。走着走着，才发现这条路是如此艰难困苦，但悲哀的是，我已经不可能回头了。
记者：还是有年轻人和你当年一样，怀揣着文学梦的，你这么唱衰会打击他们的。
黄晓阳：轮不到我打击，现实早就打击他们了。现在还有多少人写诗读诗？文学期刊还有几家在维持？这应该足以说明问题吧。
记者：《高参》计划写三部曲，另外两部现在写得如何？
黄晓阳：都已经写完了，计划今年出齐。
（来源：武汉晚报，作者：记者周绍云）
